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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产权视角下的人工智能法律问题，涉及多个方面，涵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具备可版权性、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著作权层面是否存在侵权情形，以及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否会涉及侵权责任等多个关键领域。本文聚焦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著作权法领域的定性困境，基于比较法视角总结AIGC文生图典型案例的裁判要点，深入探讨AIGC作品的独创性认定、智力成果属性界定以及著作权保护路径。通过对AIGC两案的剖析，发现AIGC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关键在于人类在创作过程中的智力投入程度和独创性贡献的体现，揭示AIGC可版权性的判断标准，力求在两案的特殊性中寻求普遍性，为AIGC作品的独创性认定标准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以期在鼓励技术创新与保护创作者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独创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以“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为主题，引发了关于其著作权保护的激烈讨论。从国内首例“AI文生图侵权案”（春风案）到江苏省最新“蝴蝶椅”案，法院如何认定AI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AIGC生成物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其独创性如何认定？本文结合典型案例判决与专家观点，对此进行解读，探讨AIGC文生图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困境，以及如何在比较法视角下构建合理的独创性司法认定标准。希望有助于明确AIGC文生图的著作权保护范围，还能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提供法律指引，促进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的良性互动。

二、比较国内外对AIGC作品独创性的认定标准

（一）中国：强调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

随着AIGC技术发展，文生图著作权纠纷频发。“春风案”[1]和“蝴蝶椅案”[2]作为国内代表性案例，构建了AIGC文生图保护的初步司法框架。“春风案”首次认定AIGC文生图构成作品：原告用Stable Diffusion生成图片并发表，被告擅自使用。[3]法院指出AI非法律主体，生成过程是人利用工具创作，涉案图片体现原告个性化表达与独创性智力投入，构成美术作品，确立“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核心标准。“蝴蝶椅案”首次认定其不构成作品：原告主张Midjourney生成的“蝴蝶椅子”图属美术作品，被告侵权。[4]法院以原告无法提供创作原始记录、无法再现生成过程、未证明独创性投入，且AI生成随机性大、使用者主导性不足为由驳回诉求，确立“使用者主导地位”与“实质性贡献”标准。

综合分析两起案例，我国司法机关对AIGC文生图著作权问题已形成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以独创性为核心，看是否体现人智力投入；需完整保存提示词、参数等创作记录；强调使用者主导性与实质性贡献；坚持个案审查，不预设保护立场，鼓励创新但要求证明独创性。

（二）中美欧英四大地区比较分析总结

全球范围内，美、欧、英、中四国在 AIGC 著作权领域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存在显著差异，均在积极探索相关保护规则。美欧均强调 AIGC 生成过程中人类智力投入的重要性，但侧重点不同。美国更注重创作者对作品最终呈现形式的实质性选择与修改，明确 AI 的工具属性；欧盟则聚焦作品是否体现创作者的个性化表达与智力投入，同时兼顾社会价值与创新性。英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允许对无人类作者的 AIGC 作品提供版权保护，但未明确人类替身作者是否需具备传统作品同等的技能与判断力。美国和中国则一致认定，AI 本身并非 AIGC 作品的著作权人，不过两国对 AI 生成作品的创作过程是否符合著作权法定义仍有分歧。

这些国际经验对我国有重要启示：认定 AIGC 作品独创性时，需充分考量创作者的智力投入程度，明确 AI 的辅助工具地位，同时关注作品的社会价值与创新性，鼓励利用 AI 开展创新创作。整体而言，AIGC 的快速发展给全球版权法及相关政策带来了不确定性。

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定性困境

（一）AIGC生成物作品的独创性判断标准混乱

司法实践中，AIGC 版权认定的核心争议的是独创性判断应采 “有无” 标准还是 “高低” 标准。我国法律明确 AI 不能成为作者，因此人类智力投入的多少、用户能否成为著作权人，成为认定难点，这本质是独创性判断标准的 “老问题”。

“春风案” 中，北京互联网法院不提高独创性认定门槛，认为 AI 文生图是人类借助工具创作，智力投入源于人，经审查原告的创作过程与智力投入，认定涉案图片具有独创性。“蝴蝶椅案” 中，原告因未能提供创作原始记录，无法证明独创性智力投入及个性化选择修改，法院判定图片不构成作品。

AIGC 文生图的创作受模型、提示词、参数等多种因素影响，个案情况差异大，导致独创性判断标准混乱。这既增加了司法实践的判断难度与不确定性，也不利于创作者和使用者预判自身行为。

（二）AIGC生成物有无独创性标准模糊

对于AIGC文生图，其创作过程与传统人类创作存在差异，难以明确界定使用者的智力投入是否达到了由独创性的标准。例如在“春风案”中，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原告通过参数设置、画面选择安排体现了智力投入，对作品的调整修正反映其审美与个性判断，涉案图片非“机械性智力成果”。在无相反证据情况下，法院认定该图片独立完成且有个性化表达，具备独创性。

但在“蝴蝶椅案”中，由于原告无法提供创作过程原始记录，且软件生成图片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使其难以再现相同内容，法院则认为难以认定原告的独创性。法院主要依据原告提供的著作权登记证书以及创作底稿等证据，认定涉案图片在场景构建、环境营造、色彩搭配、光影处理、角度选择以及元素排列组合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独特选择与巧妙安排，据此认定其具备独创性。然而，法院也明确指出，作品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平面美术作品，而不包括立体艺术装置。这一认定体现了法院对作品独创性认定的边界意识，即不能将简单的创意或设计元素单独评价为作品。

（三）AIGC使用者创作过程的可复制性存疑

AIGC文生图的创作过程，常受软件固有随机性与不确定性的制约，这使得作品难以被固定，更无法保证精确复制。这种技术特性直接引发了著作权认定的难题，“蝴蝶椅案”便凸显了这一核心矛盾。该案中，原告通过Midjourney生成“蝴蝶椅子”图片并主张著作权，但AI的随机性让其陷入举证困境。一方面，创作过程缺乏稳定锚点，原告难以提供包含提示词迭代、参数调整等关键环节的完整原始记录；另一方面，即便提交部分记录，软件的不确定性也让记录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难以核验。最关键的是，原告始终无法再现与涉案图片完全一致的生成过程，而这与著作权法“作品需能以某种形式固定并可复制”的核心要求相冲突。这种冲突模糊了AIGC生成物的法律属性边界，既给法院判断其是否构成作品带来阻碍，也为创作者的权利主张设置了现实门槛。

五、AIGC生成物定性困境的破局路径

（一）AIGC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应判断的是独创性的有无而不是高低

在法律的定性上，作品的独创性只判断其是否存在（有无），而不判断其质量或创造性的高度（高低），即构成作品只需具备独创性，无需达到高或较高程度。[5]作品与独创性均为《著作权法》中的法律概念，其是否成立属于法律判断范畴，因此以“有”和“无”作为判断标准更为妥当且周延。

作品是人类情感的表达，AIGC文生图著作权系列案件，争议焦点无不涉及“涉案AIGC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了对作品的定义[6]，作品需满足四要件：属于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文生图符合）；具备独创性；可固定并复制（文生图数字形式满足）；系人类智力成果。其中独创性是关键，核心争议是生成过程中是否融入人类独创性智力付出。

可知独创性认定需满足两点：一是独立完成，作品与既有内容存在 “可识别差异” 即可，如 “春风案” 中 150 + 提示词生成的细微差异仍属独立表达；二是存在 “至少一个创造性选择点”。需明确，独创性高低不影响作品定性，但会影响判赔金额，独创性较低的作品判赔通常更少。综上，即便 AI 发展中人的投入减少，只要 AIGC 文生图体现人类独有的创造性智力投入，就应获得著作权制度保护。

（二）AIGC生成物是否具有独创性，应充分举证创作过程体现作者智力活动的取舍

“春风案” 认定 AI 生成图片构成美术作品、被告侵权成立，“蝴蝶椅案” 则认定涉案图片不构成作品，驳回相关著作权主张。两案并非相互否定，而是 AI 版权规则走向成熟的体现，核心差异在于独创性认定逻辑从 “过程控制” 转向 “结果主导”，证据标准从 “过程再现” 变为 “原始记录”。

“春风案” 中，原告重现了 AIGC 创作全程，包括提示词选择、参数调整，以及对不同阶段生成物的审美取舍，相关过程能体现其智力投入。“蝴蝶椅案” 中，原告未能提交创作流程图等原始记录，难以证明自身的选择过程。该案判决强调自然人需对生成内容进行实质性控制并留存创作记录，同时平衡创新与公有领域共享，明确提示词作为思想可自由参考，避免抽象创意垄断。

综上，AIGC 生成物能否构成作品无统一结论，需结合具体案情判定，而创作过程需充分证据支撑。法院会综合提示词修改记录、参数调整日志等，判断是否体现创作者的选择与设计，这也提示创作者及代理律师需重视创作过程的证据留存与举证。

（三）AIGC使用者是否创作的过程，应体现人对作品“个性化表达”的“实质性控制”

法院认定 AIGC 作品独创性时，会将生成过程解构为技术性表达与个性化表达。技术性表达由 AI 模型固有算法生成，无独创性；个性化表达则是通过人工干预形成的独特构图、色彩搭配等 “个性化印记”，核心看人类是否对生成过程有 “显著影响输出结果” 的实质性控制。

“春风案” 中，原告对参数的调整体现了审美偏好，创作流程图清晰展现其审美与取舍。现场勘验显示，调整提示词或参数会导致图片结果差异，证实人类的独创性智力投入，故认定构成作品。“蝴蝶椅案” 中，原告无法证明生成过程中有人工干预，且因 Midjourney 的随机性，已无法再现与涉案图片完全一致的生成过程。即便使用相似或更具体的提示词，生成结果也与涉案作品差异极大，可见涉案内容多由 AI 生成，缺乏人类独创性投入[7]，因此未被认定为作品。

综上，AIGC 生成物构成作品的关键，是使用者将 AI 作为创作工具，展现人类独有的创造性智力付出；若主要体现 AI 生成属性，则不构成作品。[8]

六、结论与展望

AIGC 可版权性讨论最早可追溯至猴子拍照的相关争议，AI 与猴子一样不能成为作者，但 AIGC 生成物与猴子随机拍摄的照片有本质区别，并非均无法认定为作品。“春风案”“蝴蝶椅案” 引发了持续讨论，司法实践中法院正通过个案裁判逐步明确相关规则。综合中英美欧的立场与判定倾向，判断 AIGC 生成物能否构成“作品”，核心在于人类的创作参与度与影响力，关键看 AI 的角色定位：是人类思维的延伸工具，在人类主导下辅助创作；还是实质主导创作过程，人类仅起辅助作用。这一版权保护的法律界线，将随着科技发展与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日益清晰。

参考文献

[1] 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3) 京 0491 民初 11279 号民事判决书 [Z].

[2]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 苏 05 民终 4840 号民事判决书 [Z].

[3] 毕文轩。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属性与保护路径 [J]. 比较法研究，2024 (3):55-71.

[4] 王迁。三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位 [J]. 法商研究，2024,41 (3):182-200.

[5] 王倩。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认定和保护 —— 以民歌《玛依拉》案为视角 [J]. 法律适用，2023 (10):91-100.

[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Z].2020.

[7] 朱阁. “AI 文生图” 的法律属性与权利归属研究 [J]. 知识产权，2024 (1):24-35.

[8] 高可心，王伟。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律主体资格认定现状研究 [J]. 科技传播，2024,16 (7):70-74,80.

宋宇

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