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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的作品中有不少重庆人形象。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来看，这些形象作为一种被建构的他者形象，在对他们的描写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套话、特定的时空或人物体系的设定，以及模式化的故事情节等，暗示或明示了创作者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间的等级关系。这些创作者会如此描写和建构重庆人形象，有他们自身一般人性、性格、身份、先见、接触异域的时间及跨文化交际模式、创作意图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受到了他们所属群体及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和塑造。因此，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人形象总体没能脱离西方想象和建构的中国人形象范式，在“理想化”和“妖魔化”两极间摆荡、游走。

关键词：来渝西方人；重庆人形象；他者；想象物；形象范式

引言

20世纪初，一些不同身份的西方人来到重庆，记录下自己在重庆的经历见闻，或以此为基础创作了虚构的文学作品。例如法国海军上尉武尔士的《长江激流行——法国炮舰首航长江上游》[1]、美国旅行家盖洛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2]、德国医生阿思密的《从内卡河到扬子江：一位德国医生的中国岁月》[3]、英国记者丁乐梅的《徒步穿越中国：1909-1910一个英国人的中国旅行记》[4]、德国驻四川领事夫人海德维希·魏司的《少年纤夫》[5]、英国作家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6]等。这些作品中有不少重庆人形象。目前国外针对这些重庆人形象的研究几乎没有，国内也很少。国内相对多一点的是对毛姆《在中国屏风上》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重庆的底层民众形象，例如贺丹的《模糊与矛盾——毛姆<在中国屏风上>的“接触区”研究》[7]、马凌的《<在中国屏风上>的“他者”形象及其文化意义》[8]等。关于这一时期来渝西方人的其他作品，国内目前更是只有零星介绍和研究。例如曹娅的《二十世纪初的长江记忆——武尔士<长江激流行>翻译考证》[9]呈现了不少对《长江激流行》的翻译考证。王冬青的《一个美国人清末的“西行漫记”——评W.E.盖洛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0]评述了盖洛的这部作品，论述了盖洛的中国观。李贺来的《德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夔州故事》[11]介绍了魏司夫人的《少年纤夫》，评析了其对主要人物形象和夔州百姓群像的塑造。另外，还有少量网文介绍了《少年纤夫》《从内卡河到扬子江》。

综上所述，国内外还没有专门针对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人形象进行的研究。这些重庆人形象是异国作者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非常适宜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来进行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不同于国别文学研究中的一般文学形象研究，它专门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从文本内外探究异国形象背后的注视者、他者、注视者与他者的关系。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文本内研究包括对描写异国形象时出现的特定词汇或套话、时空或人物体系、故事情节等进行研究，是对异国形象的直接研究。文本外研究包括对异国形象作为创作者个体的想象物、作为创作者所属群体的集体想象物、与真实异国的关系等进行研究，是对创作者笔下异国形象深层成因的探究。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人形象，可以揭示这些形象描写中出现的套话、特定的时空或人物体系、模式化的故事情节，进而揭示创作者们对重庆人形象的描写主要遵循了西方描写中国人形象的固定范式。

一、 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上层人士形象

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笔下的上层人士形象主要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被肯定的人物形象；第二种是被否定的人物形象；第三种是中立描写的人物形象。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对这些形象的描写体现出一种单一且割裂的“双重性”，即一部分人是理想的，另一部分则反之。

（一）被肯定的人物形象

在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的笔下，接受或推崇西方文化的重庆上层人士是被肯定和赞赏的。他们当中多数是商人。盖洛曾写道：“万县本地的教会有40名成员，很多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地位，属于学者，或家境殷实的商人。”[2]92一个富商在传教士的戒烟所戒烟后成为基督徒[2]92。经营盐业的士绅荣耀乡里，曾因皈依基督教而遭到反对[1]94。在重庆也有富绅信教，改邪归正[2]111-112。阿思密则记述了重庆一家商行的老板们想办医学堂，他们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绅士。商行最大的老板推崇西方文化，希望医学堂的外科教学参照西方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3]228。

此外，还有秀才、祭司或教士等形象。盖洛曾提到万县一位秀才周先生虽然遭到反对，但还是坚持信教[2]96。阿思密则记述了自己在观音庙遇见一群衣着得体、态度友好的人们。其中一位更有地位和身份的高级祭司或教士似乎很懂摄影，给同胞解释阿思密所用相机的优势，认为它是法国货[3]216。阿思密曾提到摄影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的最初代表，大部分上流社会的中国人都喜欢照相[3]197。

在上述这些对上层人士的描写中，首先最为明显的是出现了两类模式化的“故事情节”[12]139-140。一类就是“异国人被本土人拯救”，比如商人、士绅、秀才们因为接受了西方宗教走出了困顿与迷茫。实际上这类案例并不很多，因为正如章必成所说，受过教育的阶层通常会认为基督教义的优点与中国圣贤的教诲并无区别[2]101。正因为少，才被创作者们关注。另一类则是“本土人或本土文化被优秀的异国人认同”，比如西方外科的教学模式或照相机被富商、绅士等推崇。其次，是“人物体系”[12]136-137的设定。传教士、反对传教的人、“被拯救的人”、推崇西方文化的人形成了几组对立关系：拯救和被拯救、拯救与阻碍拯救、推崇和被推崇。不管是两类模式化的故事情节，还是对立人物体系的设定，实际上都暗含或暗示了一种等级关系，即西方文化是更先进的，而异国文化是更落后的。

（二）被否定的人物形象

在20世纪来渝西方人的笔下，那些在西方人看来体现了中国文化习俗弊端的上层人士是被否定或抱怨的。在西方人眼中，一些官员讲礼节、讲面子，狡猾且自负。武尔士曾记述中国人讲礼节，拜访官员更要讲礼节，否则会被当作“蛮子”。武尔士承认自己有时理解不了这些客套[1]88。武尔士还讲述了官员让领事夫人登上为领事准备的轿子来嘲弄领事太听夫人的话[1]86。因为中国人讲面子，因此“永远也别拿中国人的‘面子’开玩笑”[1]118。关于“面子”，丁乐梅也曾写道：“这个国家有种习俗——亦是个令人厌恶的习俗——人必须要保持一种名叫‘面子’的东西。”[4]35

此外，还有收小费的警官和“笨手笨脚的文人墨客”等。阿思密在到达夔府时遇到了收小费的警官，让他有点生气。[3]186他还提到在航行过程中遇到“笨手笨脚的文人墨客”[3]194，娇嫩的小手蓄着长指甲。在当时，蓄长指甲是表明自己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人。阿思密调侃道：“纤夫们真该多备一根纤绳，把他们拖到上游去。”[3]194 

在上述这些描写中，出现了一系列套话：“中国人讲礼节、讲面子”“中国人自负”“中国人贪婪”等。这些套话直接标识出了一种相异性，异国文化相较本土文化有着让人难以忍受的差异和弊端。在叙述中，创作者与这些异国人的遭遇或交锋，同样建构起了差异性的“人物体系”。创作者们通过“我”与他者间作为分界线的东西对等级化进行定位[12]136。否定异国作为文明表征的东西，实际上是颠倒了他者关于“未开化的与文明的”“野蛮的与有教养的”等级定位，让自己从“未开化的”转变为了“文明的”，从“野蛮的”转变为了“有教养的”。最终体现“我”是文明、优越的，而他者是野蛮、落后的。

（三）中立描写的人物形象

在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的笔下，也有一些中立描写的人物形象。《少年纤夫》中有一位与主人公小李同名的李洪顺，“是这个已经在重庆下半城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里年纪最大、最受尊敬的族长。”[5]133这位族长因为独子被病毒夺走性命，终日郁郁寡欢。后来觉得家宅不宁，请道士来驱鬼并听从道士的话，认了主人公小李为养子[5]134-140。魏司夫人对这个人物形象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但通过他展现了人物自身的文化心理，也反映了异国重子嗣的思想观念。道士产生作用，并不在于驱鬼，而是把握住了李洪顺心病的病根——没有子嗣，并为之解决了问题。注重子嗣、重男轻女是封建思想文化的弊端，但又正因为如此，主人公小李才有了时来运转的机会。

在这几部作品中，魏司夫人的《少年纤夫》是唯一一部小说。体裁的不同决定了创作方式的不同，小说这类虚构性作品文本内世界的运行不直接等同于文本外即现实中世界的运行。因此基于文本内世界运行的需要，亦即文本创作的需要，魏司夫人将自己变为了某种“诠释者”[13]183，中立地呈现事情辩证的一面，以及异国文化的思维逻辑有其自身的运作方式并产生效力。

二、 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下层民众形象

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对重庆下层民众的描写与对上层人士的描写不大相同。他们对重庆的下层民众普遍充满同情，但也存在一些负面情绪和看法。如果说对上层人士的描写通常体现出一种单一且割裂的“双重性”，那么对下层民众的描写则更多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双重性”，即同一个对象既“理想”又“不理想”。

（一）最突出的下层民众形象——纤夫

作为特定地理环境的产物，纤夫备受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的关注。他们对纤夫艰辛的工作和生活无比同情。在武尔士笔下，“纤夫们，通常有好几百人……都是些可怜的穷人。饱受困苦和鸦片的磨难，其中不乏妇女和孩子。”[1]38阿思密也曾感叹拉纤是他见过的最累最苦最危险的工作[3]142。“这里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拉纤……妇女们被缠裹过的小脚似乎也不影响她们拉纤。”[3]193在阿思密的记述中，纤夫没有跟鸦片关联在一起。“船上似乎没有人抽鸦片，至少我没看见，也没嗅到。”[3]143丁乐梅和魏司夫人也对纤夫艰辛危险的工作进行了细致描写。

来渝西方人对纤夫除了同情，还有赞美。盖洛在讲述自己的船以破纪录的速度航行时，提到纤夫上下船都不停船，让他坚信中国人也能争分夺秒[2]103。毛姆的《江中号子》虽没明确地名，但也写到“他们的歌声依然热切、激昂，那是与汹涌波涛战斗的号子……我想它表达的是绷紧的心弦、撕裂的肌肉和人类战胜无情自然力量不屈不挠的精神。”[6]80

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对纤夫不乏同情和赞美，但在他们的描写中仍然存在着差异性的时空、人物体系，以及套话。首先，因为纤夫工作的特异性，众多对他们“非常的”工作和生活的描写实际上建构起了对立的差异性的时空和人物体系。在遥远东方，纤夫们工作的艰难危险的环境，以及他们这样一群特殊的人，都与创作者生活的“正常”的本土环境和创作者自身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指向的是纤夫存在的地域、文化的原始与落后。通过对纤夫的描写所展现的异域危险又富有魅力的环境，以及纤夫本身“既悲惨又厉害”“既可怕又可敬”的“双重性”，都充分印证了西方人心中“原始、神秘且危险”的东方，满足了他们对这一“异国情调”的期待。

其次就是典型的“双重性”描写在纤夫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这种“双重性”描写实际上也是一种常见的套话。关于套话，又如阿思密虽然刻意打破了“纤夫吸鸦片”的套话，但正好说明这一套话的存在。阿思密还说看到小脚妇女也在拉纤，但他自己也说是“远远地”拍了照，拍的照也看不清[3]193。所以这里小脚妇女拉纤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能是受到“这里什么人都拉纤”的套话的影响而无意中又延用了这一套话。

（二）其他下层民众形象

除开纤夫，这一时期的来渝西方人还描写了不少其他下层民众形象。

首先是船员、船工。他们有的工作能力出色，“熟知险滩”[1]102，“是操作缆绳和撑木的行家”[1]102；“水性良好”[3]143；“仅借助几样简单的工具就快速完成了修理” [3]193，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有的则圆滑世故。武尔士曾提到船员在祭祀江神时实际上把鸡身交给了厨子，并由此感叹和中国的神灵打交道只要保住面子，其他都好商量[1]105，“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迷信的人，也是最不信神的人。”[1]106

其次是轿夫、挑夫等苦力，他们的工作十分不易。轿夫在饱经岁月打磨的台阶上滑行[1]82，“抬轿人虽然看似瘦弱，却都训练有素，工作经验十分丰富。”[3]224-225掌管苦力和邮件行“麻乡商号”的东区先生也曾是一名苦力，他的传奇经历“听起来像个美国小伙的故事，但说明即便是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敬业，同样有机会成功”[2]110。苦力负责担运财物，还可能受到亡命之徒的抢劫袭击[2]107。丁乐梅提到陪伴他的苦力为人很不错[4]35-36，还提到“中国苦力式的口渴”[4]38，要喝茶才能解暑、解渴。此外，盖洛还提到重庆“有6000名苦力靠担水为生”[2]104；阿思密则提到在制盐的地方，苦力将盐水从盐井底挑上来[3]185。

再次是木匠、石匠、屠夫等。在当时来渝西方人眼中他们的问题多一点，但也有让人同情、敬佩的地方。盖洛提到重庆木匠的收入较高，但“由于工具简陋，技能缺乏，还有懒惰，所以一个美国人干的活儿需要十个中国人才能完成。”[2]108武尔士认为中国的劳动力都很便宜，石匠工人们有耐心但诡计多。他曾和这样一个工头打交道，但对方很快就识趣了[1]112。阿思密发现工人们比较固执，好像没有时间观念[3]241，行会和圈子有垄断现象，人们喜欢讨价还价[3]242。盖洛则记述了屠夫行会反抗课税，团结得犹如一个人，但最终被镇压投降[2]108。此外，魏司夫人和毛姆也写到了挑水夫、货郎、剃头匠、小贩等下层民众。

最后是乞丐、小孩、拦路贼、拳民、抢劫者等。前两者令来渝西方人同情，其他则让他们感到可怕或残暴。毛姆曾写到“乞丐纠缠不休的哀诉”[6]149。盖洛曾提到在万县城门边过夜的四个小乞丐[2]85-86。阿思密则写到一个因父亲而染上烟瘾的小男孩[3]211。魏司夫人笔下住在江边的“小李们”生活不易[5]1-3。除此，盖洛还记述了绑架传教士的拦路贼[2]92-93、挖人眼睛的拳民[1]93、抢劫白银的暴乱者等[2]99-100。

在20世纪来渝西方人对这些下层民众的描写中，首先值得注意的还是描写的“双重性”，既有单一割裂的类型，例如对船员的描写；也有典型的类型，例如对轿夫、石匠工人的描写。其次，是一些常见的负面套话，例如“中国人迷信，没有信仰”“中国人固执、懒惰”“中国人残暴”等。再次，这些套话中的下层民众同样与文中的“我”或其他西方人形成了差异性的人物体系。例如对中国人信仰的评判标准是西方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武尔士和工头间的较量、传教士被劫等都突出地显现了人物间的对立、差异关系；暴力者则似乎印证了关于中国人的“妖魔化”宣传。不过，也有一些情况值得注意。例如盖洛认为东区先生的经历像一个美国故事，认为异国与本土、异国人与本土人其实存在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时空和人物设定上的差异性。

（三）下层民众的整体形象

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除了描写下层的个体和某类群体，也有对整体的描写。这些描写很多时候就是用“中国人”来指称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普通民众不同于中上层，通常穿蓝色长袍[2]88-89。在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的记述中，他们多数都是友好的。武尔士说除了在个别地方，他们的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欢迎[1]115。盖洛也曾提到中国人绝大多数时候对他的同胞都是喜欢的[2]113。丁乐梅也曾写到：“重庆人对我们很好，而且如果不是他们的善意，在拥挤的五板船上度过的三天还要糟糕得多得多。”[4]34

在当时来渝西方人的眼中，当地民众非常富有想象力，聪明机巧。盖洛曾说到各式各样的竹产品显示了中国人各种各样的潜能和想象力[2]106。武尔士也曾提到，为了通过险滩，中国人设想出了形状特殊的木船，船尾向一边翘起，用一只巨大的桨来做船舵[1]75。

不过，在这一时期来渝西方人眼中，关于下层民众，也有一些消极或负面的印象。贫穷是不少西方人对中国下层民众的整体印象。魏司夫人曾写到：“在中国，每个人都要非常的努力，否则就会陷入贫困，甚至填不饱肚子。”[5]7再就是好奇、爱看热闹。阿思密和丁乐梅都曾写到人们对自己的围观[3]180[4]33。武尔士认为中国人的极度好奇除非亲身经历，否则无法想象[1]115。除此，武尔士还提到军官泰里斯等遭到当地人辱骂[1]115，还提到一种“中国式想象力”[1]70，对他们有一些负面“想象”[1]114。这种“想象”，阿思密也曾提到过[3]245-247。

在对下层民众整体性的描述中，可以见到不少延续已久的关于中国人或正面或负面的套话——“中国人都穿蓝色长袍”“中国人想象力丰富，聪明机巧”“中国人友善”“中国人贫穷”“中国人爱看热闹”“中国人多疑”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差异性的人物体系和等级关系，直接体现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在“理想化”和“妖魔化”两极之间的一种摆荡和游走。

三、20世纪抗战前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人形象成因

“我们都知道，制作一个异国‘形象’时，作家并未复制现实。”[12]138作品中的异国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13]113，是由一个作家的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也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14]25。因此，它从来不是他者现实纯粹客观的再现，它既是“个体想象物”，也是“集体想象物”，是注视者（创作者）个体及其所属群体欲望、情感、思想等的投射。因此，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人形象，可从创作者作为个体注视者和其所属群体作为集体注视者两方面来分析其成因。

（一）创作者个体的原因——重庆人形象作为个体想象物

第一，基于一般人性，创作者们会趋利避害，会对贫穷与苦难充满同情，尤其是那些自己也有过不幸经历的人，比如毛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者们在谈及当地人对西方人的怀疑或对抗时，很少提及或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表现出对历史问题和自身责任的回避。此外，创作者们对异国贫穷、苦难的人们的同情很多时候或多或少包含着一种等级优越感。正如赛义德指出的，即便是那些同情人类不幸的西方作家们，也逃脱不了集体无意识中对西方和东方的区分[15]166-197。

第二，创作者们的性格、性情会影响他们对他者的观看或审视。从创作者们的作品和生平均可见，这些创作者大多注重实践，追求效率，所以他们对勤劳能干的船工、纤夫等由衷赞叹和钦佩，而怠惰、蠢笨之人就会被他们轻视或否定。不过，在创作者们自己的国度也不乏怠惰、蠢笨之人，他们在观看异域时却时常以偏概全，其实是其所属文化早已为他们设定和挑选好了观看的视角和方式。

第三，创作者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基本观念和立场。首先，因为西方人的身份，他们通常对历史问题和自身责任保持缄默，也常常以更优越的等级自居。其次，因为他们自身的具体身份使他们的观念、立场显现出一些差异。武尔士、阿思密、魏司夫人等都是因公来到重庆，这决定了他们公开表达的言论要符合其官方身份。盖洛、丁乐梅和毛姆作为自行赴渝的记者、作家则相对自由，可以浅谈一些事件原因或对不与主流保持完全一致的观点。

第四，创作者们注视他者时都带着先见、成见，甚至是偏见，期待着主观想象中的“异国情调”。伽达默尔曾指出人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人包含着偏见，而偏见为人的经验建构了最初的方向性[16]9。对于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来说，大量对中国人的“妖魔化”论断在他们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在他们心里先入为主；另一方面当时西方社会问题突出，一些西方文人、学者希望从东方的思想文化中找到启示，毛姆来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拜访当时在渝的哲学家辜鸿铭[6]91。由此，当他们看到他者身上的优缺点时，就分别印证了他们心中的期待和偏见，满足了体验心中“异国情调”的愿望和需求。

第五，与异域接触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创作者对他者的了解程度，从而影响他们的想法和论断。盖洛、武尔士、丁乐梅、魏司夫人、毛姆等在渝停留的时间都没超过半年，有的可能就是一至两周，只有阿思密在重庆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由于和当地人接触时间并不很长，与当地人的跨文化交际主要还是一种行为模式（BMIC—the Behavior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并未真正深入地去认知和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跨文化交际双方都会产生的，会带来认知压力，需要减少或消除[17]285-286。在高语境文化（例如中国）和低语境文化（例如不少西方国家）交际者之间尤其如此。

第六，创作者对人物的描写或设定是基于自身的创作意图，为创作目的和传播服务的。创作者通常都清楚自己本土文化读者和被描写的异国文化读者的阅读期待。在那个年代，本土的传播优先于异国，这与20世纪后期和现在很不相同。因此，这一时期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形象更多是为了符合西方人的期待。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来渝西方人对重庆人形象的描写受到了个体一般人性、性格、身份、先见、接触时间与跨文化交际模式、创作意图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继续深挖下去几乎都离不开其所属群体对其的影响和塑造。

（二）创作者所属群体的原因——重庆人形象作为集体想象物

正如巴柔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18]157；莫兰认为社会文化历史的规定性“作为最初的原则，指挥那些解释图式和模式（这些解释图式和模式强迫人们接受一种对世界和事物的认识），它们以命令和禁止的方式管理/控制着那些话语、思想和理论的逻辑。”[19]16由此，个体所属的群体文化早已为其挑选好观看的视角和叙述的话语及模式，个体对他者的想象和建构无法抵御社会的在场及社会的整个倾向，这就使得异国形象成为了“社会集体想象物”[12]144。20世纪抗战前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人形象实际上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没有跳出西方建构的中国人形象的固定范式。

这一固定范式有两个突出特征。首先就是具有一种“双重性”，被描写的对象既“理想”又“不理想”，甚至是“妖魔”。从历史动态来看，则是在“理想化”和“妖魔化”两极间摆荡、游走。16世纪之前，由于西方对中国的“狂热”，中国人形象也多是一种理想的“幻象”。这一时期要找到关于中国人的负面言论很难，但亦非完全没有，例如认为中国人自负[20]27。16至18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总体形象依旧是好的，但也有一些传教士、使者指出中国人的一些问题，比如自负、讲虚礼、好吃喝、迷信等，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描述呈现出典型的“双重性”。18世纪后期，由于欧洲与中国的政治局势、经济关系发生变化，西方对中国人的描绘总体而言否定多于肯定。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说，重要的不是现实中的中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妖魔化，都是为了让西方对中国发动战争正当化、合法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西方人心中的印象几乎都是眼睛细小、鼻梁低矮、额头扁平，男人梳着小辫，女人裹着小脚，身着蓝色长袍，圆滑世故，呆滞愚钝，冷酷残暴。19世纪晚期，中国逐渐觉醒，中国人坚韧不屈，让西方人在认知和心理上发生变化，进入某种自我怀疑的时期，但依旧认为自己是更优越的人种，于是“黄祸论”开始席卷西方,中国人形象彻底“妖魔化”。20世纪初，“黄祸论”依旧流行，但西方社会暴露出的问题让不少人产生信仰危机。不少西方文人、学者又将目光再次投向过去的“东方乌托邦”，对中国老庄哲学推崇备至。纵观历史，西方关于中国人的话语，都是西方文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依据自身需求和认知建构的，中国人的形象依据这种需求在“理想化”和“妖魔化”的两极间摆荡、游走。

其次，这种固定范式具有东方主义的特征。事实上在19世纪，世界就被西方学者有意分为了“西方”和“东方”，这种划分是为西方霸权服务的，为的是形成一种让“西方”控制、支配“东方”的权力关系，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16]12。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不断塑造“东方他者”的形象，在众多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固化了一种具有“双重性”的中国人形象，形成了一种“常识”和范式，即中国人一方面是愚昧、懒惰、麻木、冷漠的，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古老且神秘的特殊魅力。

由此可见，20世纪抗战前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人形象虽然有事实的成分，但明显受到了其所属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主要还是遵循了西方在历史中建构起的东方主义的中国人形象范式。

结语

20世纪初来渝西方人在对重庆人的描写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套话、模式化故事情节和人物体系设定。这有他们个体的原因，例如一般人性、先见、性格、身份、接触时间与跨文化交际模式、创作意图等因素的影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们所属群体对他们的塑造和影响，那就是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建构起了一种在“理想化”和“妖魔化”两极间摆荡的东方主义的中国人形象范式。20世纪抗战前来渝西方人对重庆人形象的描写没能脱离这种范式，也没能真正体现“重庆人”的特色。不过，这一时期来渝西方人对异域人们的真诚同情、赞美和对西方本土社会的审视等也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对东方主义的突破以及对地域和个性特征的凸显，在20世纪中后期来渝西方人对重庆人的描写中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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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比较文学视域下20世纪来渝西方人笔下的重庆形象及其跨文化传播模式优化研究”（2025NDYB149）。

颜青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